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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隐蔽的敛财术

2017-09-12    来源:《法人》

从世界的经验看,只要纸币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许多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社会的手中夺取财富。这个规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经验,而在中国历史上却已经属于”古老智慧”。用纸币敛财的确是短期通往天堂的道路,但长期这么做,经济就会失控。于是,中国纸币发行失控的时期终于到来了


文 郭建龙


古今中外,对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中央集权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纸币为什么会贬值


如果暂时把中国放一边,来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会发现纸币的发行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与某种硬通货挂钩。在20世纪之前,世界上所有使用纸币的国家,都会将纸币和金、银或者铜钱挂钩。一元钞票相当于多少硬通货都有定数,人们随时可以拿纸币去兑换。

只有在少数战争时期,政府管制金银,才临时性地限制纸币兑换,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恢复与金银的兑换比率,实行自由兑换。在这个时期,纸币由于与硬通货的挂钩,是不会贬值的。

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发明了一种不与硬通货挂钩的纸币系统。到现在,各国发行的纸币都已经浮动,不再与任何硬通货挂钩。这样的体系只不过实行了几十年,却已经造成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即便是被人们奉为楷模的美国,其平均通胀率也是使用纸币之前的数十倍。而不管是魏玛德国、国民政府、俄罗斯,还是津巴布韦,都出现过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通胀。

从世界的经验看,只要纸币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许多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社会的手中夺取财富。

这个规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经验,而在中国,却已经是老智慧。交子出现之后,宋代政府就已经有了利用纸币来筹钱的实验。这个实验在北宋时期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则加速并失控。而与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国,则由于效仿时用力过猛,如脱缰的野马般直接进入了超级通胀状态。

最初,四川官方的确想把交子作为一个有信誉的金融工具。在很长时间里,官方都遵守1256340贯的限额,没有加印或偷印钞票,交子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了。由于铁钱过于笨重,许多人宁肯多出点溢价,也要持有交子,放弃铁钱。

宋真宗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虽然每年向辽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由于和平的实现,经济的发展,政府没有破坏金融稳定的动机。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事情出现了变化。由于宋仁宗不承认西夏人当皇帝,双方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次战争使得宋代政府立刻入不敷出。在四处搜刮民财的同时,一切审慎的金融政策就靠边站了。

宋仁宗庆历年间,边关吃紧,朝廷让商人把物资送往前线,却拿不出现钱来支付商人的服务。中央政府让四川多发行了60余万贯的交子去支援陕西,这是交子第一次走出四川,在陕西试行。多印的交子没有准备金作为支持,有一定的破坏性。

庆历年间也是铁钱在陕西逐渐流行的年份。铁钱的发行让陕西也陷入了与四川一样的困境。由于铁钱的购买力太低,过于笨重,运输成了大问题。

到了宋神宗时代,由于西夏战争的消耗,财政更加困难,中央政府决定直接在陕西实行纸币。这次不是用四川交子援助陕西,而是陕西设立独立的交子办公室(交子务)发行纸币。但这次发行和四川不同,四川有较为充分的准备金做后盾,而陕西却没有,所以发行并不成功。陕西此时已经有了另一种纸质凭证:盐钞。交子的发行,还影响了人们对盐钞的使用,可谓得不偿失。政府停止了在陕西印刷交子的工作。

四川的交子发行规则是发新收旧,每隔三年发行一次新纸币,规定人民必须拿旧纸币按照原价兑换成新纸币,但是要缴纳30文的工本费。这种做法保证了市面上流通的交子数量始终为1256340贯。

熙宁五年(1072年),为了应对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再次打起了交子的主意,命令四川多发行一界交子,却并不按惯例把老一界的交子回收。

于是,市面上两界交子并行,纸币量一下子扩大了一倍,但准备金却并没有增加。转眼之间,政府就将相当于12亿枚钱币的财富从民间转移到了自己手中。

与政府发行量的扩大相应的是,市面上纸币贬值,交子出现了折价。一贯交子已经换不来1000枚钱币,只能按照大约九五折的价格进行兑换。

与此同时,随着纸币数量的增多,四川的交子逐渐向北方扩散,开始在陕西流通,更进一步影响了盐钞的生意。政府下令,在陕西禁止使用四川交子,将通货膨胀的压力留在了四川境内。

此时,政府对于纸币的性能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皇帝意识到,虽然没有准备金,但即便政府偷偷地超量投放了纸币,人们一开始既不会发现,也没有力量阻止,就像在酒里兑水一样,只要不过度掺水,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是没有人会在意的。

这对于政府不啻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只要动一动印钞机,多印一点钞票,就立马可以缓解财政危机。既然印钞票这个动作这么简单,又何必兴师动众去加强什么正规税收呢?

执政者并没有意识到,用纸币敛财的确是短期通往天堂的道路,但长期这么做,经济就会失控。于是,中国纸币发行失控的时期终于到来了。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政府又多发了15万贯交子。元符元年(1098年),又多发了48万贯。这些纸币主要用来应付陕西边境的开支,禁止陕西使用交子的法律也已经松动,不再有效。《文献通考·钱币考》:“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蜀中广记·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绍圣元年增一十五万道,元符元年增四十八万道,祖额每界以一百八十八万六千三百四十为额,以交子入陕西转用故也。”

从这时起,政府印刷的纸币已经不再受数量的约束,在四川和陕西,交子越来越泛滥。到了宋徽宗时期,在蔡京的主持下,纸币和盐钞等宋代的新发明,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引起了世界上第一场新技术条件下的金融大泡沫。

(本文节选自郭建龙著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责任编辑:xi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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