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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索是否为关羽之子云南玉溪地区关索信仰调查实录

2017-11-06    来源:《法人》

关索信仰产生发展成熟并流行于我国滇黔地区,云南玉溪属于典型地区之一。有关关索其人的身份演变在当地的说法不一。关索是否为关羽之子?为什么关帝庙关羽左侧侍者形象被认定为关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索戏对云南地区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带着这些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文《法人》特约撰稿范哲昱


关索形象始于宋代明清以前象征勇武的英雄


按照乌丙安在《中国民间信仰》的划分,关索信仰应属于圣人崇拜,流行于我国滇黔地区。根据文献记载,“关索”其人早在宋代的笔记小说中即有记载,自元代以来其身份逐渐被确定为关羽之子,并曾随诸葛亮南征南中,为南中人民爱戴并崇奉,民间的崇拜赋予“关索”驱邪消灾等神力,关索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并逐渐演化为当地的民间信仰。作为非正统的民间信仰,关索信仰自明清以来在滇黔地区开始广泛传播,直至今天在该地区仍有影响。

云南玉溪为该信仰一典型地区。据地方志记载,玉溪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许多以“关索”命名的地名和庙宇,如关索岭、关索庙等。而在目前的玉溪市红塔区城内,依然保存有一座香火旺盛的“关索庙”,每逢初一十五,当地民众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安康便会前往庙宇祭拜。

特别的是,在玉溪市澄江县小屯村内,至今还保存着一种唤作“关索戏”的古老傩戏。这一戏剧的演出内容以三国故事为主,其演出形式分仪式性与戏剧性两种,其中仪式性演出有着严格的程序和禁忌,依然保存有祭祀、祈神、辟邪消灾的宗教色彩。现在每逢正月初一至十六,或村内有大型祭祀活动时,民间便会穿上戏服、戴上面具排演“关索戏”。

关索信仰作为区别于正统的民间信仰,其自明清以来在滇黔地区形成后,在当地发挥着心理调适、社会整合、道德教化,以及文化交流及娱乐等社会功能,现在主要体现在玉溪市红塔区的关索庙里以及玉溪市澄江县阳宗镇小屯村仅有的傩戏——关索戏中。

根据《说文解字》所载,“关”字意为“以木横持门户也”,“索”字为“艸有茎叶,可作绳索”。“关索”一词,最早可以寻到宋代的笔记小说中。从对在宋代的笔记小说中关于关索其名的梳理,可知宋代时期的“关索”多为两种形象角色:一是“关索”一词代表了当时的武将勇士以及草莽英雄。在宋代,关索作为英雄的代名词,多是代表下层百姓方面的利益,树起“替天行道”大旗,斗贪官、除恶霸,以保一方百姓;二是宋代瓦舍勾栏的百戏表演中的角色。此外,在《武林旧事》卷6中所载的诸色艺人名也有角觝张关索、赛关索、严关索、小关索。

由上述可见,宋人虽对关索十分崇拜,但对“关索”的印象仅停留在对勇武义士这类人格品质的统称,而未与三国时期英雄人物关羽挂钩。关索作为英雄形象,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对于普通人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寄托了宋元时代人们对成为勇武之人以报效国家的渴求。

元代以后,“关索”开始见于通俗文学的三国讲史故事中。元代刊行的《三国志平话》下卷,在诸葛亮征孟获时,出现了关索:“关索诈败,吕凯赶离城约三十里,人告吕凯言,诸葛使计夺了不危城。”尽管对于关索的记载寥寥数语,但从中可见元代的俗文学三国故事就已经开始加入关羽后代战斗事迹的描写,以此对关羽父子形象进行塑造。但由于其故事情节内容单薄,关索其人并没有得到更多人注意,关于将关索与关羽联系起来的记载并无多见,仅停留于三国故事小说中。


明清时期则为忠义的化身被官方确认为关羽之子


明代是云南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说:“明代为云南居民族属的巨大改变时期”,明代以来大批汉人的迁入使云南的人口、民族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为云南的宗教文化带来了新的改变。“关索”于明清时期逐渐脱离了简单的英雄人物形象,在云南地区逐渐与中原文化交流并发生融合,关索信仰也随之逐渐成熟,并在中央王朝的引导下强化了社会功能。

根据对明清时期文献的检索和梳理,我们发现在明清时的记载当中,大量以“关索”为名的地理事物出现在贵州和云南地区,明代徐霞客在《滇游日记四》中记载了云南澄江附近的关索岭,而今天云南澄江境内的中关坡也有关索岭、关索庙,关索庙的遗址基石,现今仍可以辨认。每年开春,当地提古、下关一带农民还烧香祭祀。澄江光山与养白牛间的山岭还有关松庙,而且已成为村名。而我们所调研的云南玉溪地区的关索庙就建于明代末年。

除此以外,文献中关于“关索”的身份也有了更详细的记载。清代洪亮吉《卷施阁集》诗卷十三记载中,关索被描述为与诸葛亮一同南征至云贵地区,且在介绍“关索”其人的时候,直接称其“亦姓关”,是关羽的儿子。关羽是“忠义”的代表,将关索描述为关羽之子,并于南征中有贡献,隐喻着关索的新一重身份,“关索”其人从之前侠肝义胆的草莽英雄开始转变为对朝廷有贡献的“忠义”化身。这一文献中的变化,透露出了关索信仰成型的过程。

明王朝平定云南后,汉人移民将汉地的关帝信仰带入了云南,反映了明代云南地区关羽信仰的外来性和植入性。而关索信仰所依托的载体——关索庙,是在明初征云南的过程中被征南的军队发现。明朝的南征军是否真的见过关索庙已不可考,但是他们对关索其人以及相关载体似乎进行了人为的神化,将关索奉为保佑一方的神灵。之后,云南地区就广泛流传起这样的信仰。

根据我们所调研的云南玉溪地区的关索庙工作人员及香客所述,关索庙最早供奉的确为关索及其父关羽。现在所见的关索庙已经没有关索殿,关索神像仅存在于关圣殿中。关圣殿中供奉的主神是关羽,身旁所侍为关索和张苞,其余则供奉风雨雷电水德火德等星君。也就是说,关索不再作为主神供奉,而是作为关羽的侍者供奉,地位下降一等。

有一种解释这种位置的改变,可能跟中国传统的“父为子纲”的伦理纲常有关,虽然人们敬奉关索,但从伦理上来说要尊重身为父亲的关羽,因此在供奉的顺序上才将关羽作为主神,而关索则置于关羽旁侧。我们从寺庙管理者所提供的关索庙的历史来看,从明代末年起,该庙在当地就开始香火旺盛,其原因不是关羽而是基于对关索的崇敬,可见当时关索的地位高于关羽。


统治云南地区民众明朝官方为何选择关索


那若如上述所说,明朝统治者很可能是借助关索信仰来统治云南地区的民众思想,那为何他们会选择关索其人?

首先,如上所说关羽为父、关索为子的设定,表明了其中存在着某种辖制关系,而这种关系似可以用“弟兄民族”的理论进行解释——华夏通过使边缘族群在遗忘一些与华夏不符的记忆时,同时也接受了一些与华夏相符的记忆,最终与华夏越走越近,从“边缘”进入“中心”,来达到扩张的目的,因此明朝官方才将云南本土的关索设定为代表中央王朝的汉将关羽的儿子。这种设定在明清以前没有,将关索与关羽相捆绑是在明代以后出现的。

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认为某些“传统的发明”会在“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应的社会模式。”明代的云南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新的民族、新的文化,乃至新的社会模式,都随着明军的入滇而产生。明王朝急于使新的社会模式得到推行,原本不属于关索信仰内涵的关帝信仰便被吸纳进来,关索也被赋予了忠于中央王朝的新身份,从而创造了新的“传统”。

其次,关索被定义为诸葛征南的功臣,而诸葛南征这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与明王朝南征的史实相呼应,明王朝很可能欲借助诸葛征南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关羽诸葛亮南征的线路问题仍存在很大争议,特别是诸葛亮南征究竟是否到达过滇西的大理、丽江地区仍存疑,但南征至少到达了滇池周边地区基本是学界的共识。诸葛亮南征进入西南平定叛乱,缓和了地区矛盾,引入先进生产技术,改善当地生活状况,人们将诸葛亮作为崇拜的对象,云南各地逐渐出现了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比如,“诸葛七擒七纵孟获”的传说,遗迹多见于地方志和碑刻,如孔明碑、诸葛城、盘蛇谷等。

诸葛亮的南征为云南带来了安定富足,明王朝为表明此次南征可以效仿三国时期的效果,而对关索信仰进行了利用,以实现稳定人心、巩固明朝在云南统治的目的。至此,关索信仰在明朝完成了其内涵的扩展与转变,逐渐成型。

通过对关索信仰的利用,明王朝成功地将关帝信仰融入了云南本土信仰,使中原为父、边地为子的关系得以确定,云南社会被整合进中央王朝,为以汉人为主的社会模式所取代。同时,明王朝得以将中原的社会价值观念传播至云南边地,关索为子、关羽为父这一设定背后的孝慈思想,忠于汉室、报效国家背后的忠君思想等,借由“发明”后的关索信仰而在云南传播。明王朝通过关索信仰,协调了云南地方与明王朝、云南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符合中原社会的传统行为模式,从而实现了对云南社会的控制,换句话说就是在实现社会整合的同时,实现了社会控制的功能。


驱疫消灾的关索戏劫后余生的关索庙


关索戏于清代道光同治年间传入,表明关索信仰的社会功能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强化。道光同治年间的小屯村瘟疫盛行,百姓得瘟疫后久治不愈,请来的风水先生经过勘看,说要在村里演有关三国时期五虎上将的戏,才可以消灾止疫。小屯村民为了压邪镇灾,摆脱“牛死马遭瘟”的苦难才“请”来了有“五虎上将”的关索戏,而关索也作为戏中人物出场。据当地老人传说,当时有卜者云“要唱关索戏,人畜保平安”,于是每春演唱,果然灾情乃止。

根据调研,尽管在关索戏传入的时间上说法与文献记载有一点出入,关索戏的传承人及百姓均认为关索戏是在明洪武年间时传入,但关索戏“驱赶瘟疫,消灾祈福”这一功能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清代的关索信仰由此便发挥了调节社会心理的新功能。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相关文献记载缺乏,对这一时期关索庙与关索戏的相关情况,未能查找调研。建国至“文革”结束,关索戏和关索庙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与摧残,信仰弱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索庙才被恢复重修。现今的关索庙不只供奉关羽、关索,还供奉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甚至观音菩萨和释迦牟尼也在供奉之列,成为一座佛道兼崇的综合性寺庙。而且,关索庙其名也被改为“观松寺”,取原来“关索庙”的谐音,且现在寺庙的宣传也不再以关索庙为名,而以观松寺之名进行推广宣传。

令人疑惑的是,我们对关圣殿进行具体调研时发现,大殿正中所奉确为关羽,但其身旁侍奉的两尊神像很难让人联想到关索和张苞——左侧所奉神像面目清秀,肤色白皙,身披金甲,双手捧一印玺;右侧所奉神像满面胡须,肤色黝黑,右手持一大刀(见图),这种形象倒是与传统关帝庙中关平、周仓之形象十分符合。当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询问当地老人时,老人依然坚持认为就是关羽、关索和张苞。

与关索庙相比,关索戏则更幸运得多。1979年,云南省、地、县就组织力量对关索戏重新进行调查。1983年后,政府从经费、业务等方面对关索戏予以多方面支持,如拨专款修缮活动场所灵峰寺,购置制作面具、道具、戏装,发动老艺人传授技艺等。

所以现在关索戏仍保持着“原汁原味”:内容为三国蜀汉故事,用以歌颂三国时期的丰功伟绩,且主要演的是打胜仗的戏,打败仗的戏不演,形式都以双方对打为主;戏中主要角色有20个,分别有刘备、孔明、关羽、张飞、周瑜、黄忠、赵云、马超、关索、鲍三娘、百花公主等,加上马童、龙套、锣鼓手,共计40余人。在剧目上,描述与关索有关事迹的曲目有《花关索战山岳》、《三娘公主战》、《花关索战三娘》等,其唱腔有专门的板式和曲调。

而关索戏的演出时间和场所,一般来说是固定的。每至腊月年间,关索戏全体演出人员就会集中到灵峰寺,供上药王牌位,举行“领生(牲)”“祭药王”等祭祀活动,并沐浴净身,住在寺内,每天“练武”排戏,或教新演员学戏。正月初一,巡演前,全体演出人员先在药王神位前跪拜着装,穿戴专门制作的假面具、袍服和盔铠,然后按规定次序列队出发,演出人员便开始在本村和阳宗坝子各村广场进行“踩村”“踩街”等演出节目的活动。演出须在太阳落山前结束,并回到灵峰寺。正月十六演出结束后,最后举行“装戏箱”“送药王”仪式,均在灵峰寺内进行。

如今关索戏的演出不仅仅局限在过年期间了,而是不论逢年过节还是遇上县里的重大节日、庙会,都会组织参加演出。这使关索戏注入新的活力,对继承和弘扬古老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另外,关索戏的演员都是小屯村的农民,属业余性质。但关索戏中每个角色的演员具有唯一性和世袭性。唯一性指演出身份基本上是专一的,演关羽的演员一生中只演关羽,演孔明的一生中只演孔明,而世袭性指的是演员一旦扮演该角色,须演至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而演不动时,才停止演出,并由其子继承顶替角色,关索戏角色子孙相袭,无子者便传给侄儿或其他亲戚接替,且只能传承给小屯村的村民。目前在小屯村关索戏的演员中,有些家庭已沿袭了六七代,有近200多年的历史。因此,对民众而言,“玩关索”不仅娱神娱人,也是其参与村落事务的重要表征。不过,现今小屯村年轻人对关索戏的继承并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外出打工,而不愿意继承关索戏,这对今后关索戏的传承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学术研究层面,1992年澄江县文化局在组织《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的编写时,就编写了《关索戏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编撰戏曲志工作开始后,对它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1994年8月,由中国文化部组织,在澄江召开了“云南傩戏傩文化国际研究会”。紧接着在21世纪初,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的开启与深入,民间信仰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范围。于是,关索戏又“搭”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顺风车”,2011年,关索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指定了传承人。如今,更是和文化旅游产业紧密关联,甚至已拓展至提升城市形象和发展旅游经济层面。

民间信仰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是我国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之源和生存土壤。通过具体考察关索庙与关索戏,挖掘出了不同时期关索信仰社会功能的表现:在明清以前,“关索”形象多被视为勇武的英雄象征;到明清时,在中央王朝征南的背景下,“关索”被大范围地与三国故事联系起来,关索戏和关索庙产生,关索信仰由此产生,并在该时期发展成熟,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心理调适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及道德教化功能;明清以后,建国以来,关索庙和关索戏历经沉浮,关索信仰原有的社会功能受到削弱,而其文化交流及娱乐功能增强,而关索信仰的也更多地从一种民间信仰的角色转变成为民间文化的角色。通过对不同时期关索信仰社会功能的探究分析,以期为关索信仰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社会实践文化调查项目,调查者为范哲昱、乔文娟、李亚楠、杨文静、陈寨兰、谭海军、姜哲、龙毓)

(责任编辑:xi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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